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C. Fred Bergsten近日撰文对各国央行2%的通胀目标水平进行了探讨，并认为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这一目标了。

文章指出，早在2010年，Bergsten和研究员Giovanni Dell’Ariccia、Paolo Mauro就主张将通胀目标设定为4%。但当时绝大多数国家央行都否决了这一想法。其中的原因并不在于与逻辑有多大的分歧，而是因为他们意识到，如果他们这样做，就存在失去信誉的风险。

在12年前，Bergsten等人的观点是基于简单的成本效益分析。在效益方面，更高的通胀目标，以及更高的平均名义利率，将为货币政策在需要时降息提供更大的空间，减少受到零利率下限限制的风险。当选择2%作为通胀目标时，其支持者认为，这意味着平均名义利率足够高，为货币政策提供足够的空间来降息，而不触及这一下限。但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，零利率下限比预期的更具约束力。4%的通胀目标意味着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，名义利率平均将高出2个百分点，从而为货币政策提供更大的操作空间。

在成本方面，修正目标的经验证据表明，尽管为高通胀（例如10%或更高）付出的代价可能很高，但4%通胀相对于2%通胀带来的的额外成本却更低。其中的主要成本来自于不完全指数化的税收体系的扭曲，但这些可以通过使税法不受通胀影响而轻易地消除。事实上，有证据表明，4%左右的通胀率使理想的相对工资调整变得更加容易。

多年来，各国央行一直在说服人们他们致力于实现2%的通胀目标，而当时通胀确实在这一水平附近运行。各央行担心，如果人们看到他们将通胀目标提高至4%，就会对进一步加息感到担忧，从而失去对信誉的投资。因此，这个提议毫无进展。

当前情况如何?

一方面，零下限的相关性对所有人来说已经变得非常明显。自2010年初以来，在155个月中，美国政策利率有95个月处于有效零利率的下限。而在近期的加息之前，欧元区和日本的政策利率几乎一直处于下限。

诚然，央行曾求助于其他工具，从轻微的名义负利率到量化宽松，但这些工具的影响有限，使用起来复杂，还会产生不利的附带效应。这显然增强了提高通胀目标的理由，也意味着提高平均名义利率，降低再次触及零利率下限的可能性。

另一方面，Bergsten对另一种基于显著性的分析持更加开放态度。当通胀率较低时，人们和企业根本不会考虑它，因此也不会对此做出反应。新冠疫情之前的情况毫无疑问就是如此。然而，当通胀率上升时，通胀就会变得显著，有关工资和价格决策就会对通胀率更加敏感，通胀预期也更容易脱锚。这一切都大大增加了货币政策工作的难度。

问题是什么水平的通胀率会导致显著性差异？最近的一篇论文或许给出了一个提示，该论文将谷歌搜索“通货膨胀”作为实际通货膨胀率的函数，并发现就美国而言，如果通胀率在3%至4%左右，人们根本不会注意到；但超过3%-4%，他们就会开始关注。总而言之，Bergsten通过这些论点得出结论：

尽管更高的通胀目标是可取的，但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来说，正确的通胀目标可能更接近3%，而不是他们最初提出的4%。

那么，会出现更高的通胀目标吗？在2010年的时候各国央行担心，提高通胀目标会导致失去信誉，而这样做的后果是通胀从当时的2%水平开始上升。这当然不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。央行将从上而非从下开始接近目标水平，这是有区别的。

Bergsten猜测，当2023年或2024年通胀回落至3%时，人们将展开一场激烈的辩论，如果以经济活动进一步大幅放缓为代价，是否值得将通胀进一步降至2%。各国央行正式改变通胀目标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，但他们更有可能会决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高于这一目标的水平，然后最终可能会对这一目标进行修订。